第三，裁判理由的典范化会使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判逐渐远离具体的宪法条文，使裁判越来越依赖于一种整全的法律立场（übergreifende Rechtsvorstellungen），[71]如公平性、合比例性、禁止恣意等教义。

再者，宪法法院对于立法活动只能依据宪法进行审查判断，而不能根据自身的先见，且宪法法院如果认为要修正自身判决，还必须有赖立法活动的触发，而不能自行动议修正。可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自身是否也需要遵循这一决定呢？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对之进行修改呢？对此德国的经验与理论同样颇具启发意义。

[65]因此联邦宪法法院的具体宪法见解反而尤为重要。若因社会变迁等因素而需要调整宪法解释，则全国人大常委会可通过行使释宪权而自行修正，例如，可通过对有关法律案的事前审查改变先前的宪法解释，从而为通过之前被认为是不合宪的法律扫清障碍。其作出的合宪性审查决定是行使宪法明确赋予的释宪权的结果，包含了宪法解释，具有普遍约束性，不同于普通的立法和决定。如果一方面赋予联邦宪法法院以解释宪法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又排除了其获得更优认识的可能，进而阻止了宪法的正确解释，那么就会非常矛盾。[55]宪法法院的裁判除非具有持续重要的影响，并被广泛接受、承认为习惯宪法，才能成为约束后续宪法裁判的宪法渊源，[56]否则宪法裁判并不会基于所谓的信赖原则而受先例的约束。

但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政治目的，恰恰就是要维护党的领导，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15]使作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在国家法制上的最高体现和反映着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宪法，[16]得到有效的贯彻和落实。第四，全国人大作为宪法明定的最高宪法监督机关，在一些极端的宪法危机情形中，仍然有兜底手段对常委会作出的可能确实突破宪法的解释进行监督和控制，或者对因社会变迁而造成的突破性宪法解释进行与宪法文本的协调，也即修改宪法。因此，我们既要重视现有公共卫生法治体系的建设成果，将其作为公共卫生法治建构的制度资源加以利用，也要注意其中有待加强的部分，便于有的放矢地进行制度完善。

身心健康保证个体能够创造、社交、工作、从事家庭与社会活动，而这些是人们生活的意义与幸福所在。这一规定奠定了国家在促进和保护公共健康上的政府责任，从而授予了政府规制公共卫生的权力。如，在瘴气模式和病原模式之下，公共卫生法主要是强制性的命令和控制。（二）我国公共卫生法治体系建构的执法资源目前，我国公共卫生执法能够在横纵两个维度上为公共卫生法治体系的建构提供制度支持。

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健康教育与促进、疾病防控和检测技术的发展、疫苗接种以及医疗救助等，都依赖于税收。通过系统的立法规划，采用整体主义的视角，对公共卫生法律规范进行宏观设计，提供完备的规范供给。

就分领域策略而言，体现为健康促进爱国卫生运动、健康促进公共卫生教育、公共场所卫生照护与保持的健康促进以及作为特种领域的吸烟控制健康促进等。这种变化也同时带来了国家公共卫生权力的扩张，国家权力介入的范围、程度和方式都发生了质的转变，公共卫生法的范式也随之发生了急剧变化，包括其调整范围、调整方式、法律规范的性质类型等。因超越了个体以及实践过程的专业性，公共卫生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普遍认为公共过程本身也是一个政治的过程。但减少疾病、拯救生命和促进健康是共同的价值观，是共同利益的一部分。

从字面及其背后的制度性内涵而言，公共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它指的是具有公共性的机构，公共首先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建构（construction），只有得到足够数量的相关（专业）人士的认可和支持才能维持[28]。后者的典型如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即1920年生效的美国禁酒令法案（又称沃尔斯特法案）。《民法典》的颁布加强了我国法典编纂的话语正当性，法典编纂的经验技术也在其中得到进一步积累，推动公共卫生法法典化正当其时。（一）公共卫生模式与公共卫生法的演进公共卫生学界将19世纪以后的近现代公共卫生模式发展史划分为四个阶段，[8]每个阶段都根据人们对健康决定因素的不同理解和认识而被概括出不同的公共卫生理论范式，分别为瘴气模式（the Miasma Model）、病原模式（the Agent Model）、行为模式（the Behavioral Model）、生态模式（the Ecological Model）[9]。

现代公共卫生法治的实施依赖于包括税收、信息环境改变、经济差异处置、直接规制、间接侵权机制等在内的规制工具，并随着公共卫生模式的变迁而逐渐扩大国家权力干预的范围和边界，形成了紧急公共卫生法治和常规公共卫生法治并存的二元格局。二是用于限制政策制定与实施内容的实体性面向，包括合法性（legitimacy）、透明性（transparency）、参与性（enterability）、（信息）可获取性（accessibility）与问责性（responsibility）五个要素。

通过健康促进机制的实施，可有效提振公共卫生守法体制的效度，最终实现涵育我国公民现代公共卫生理念、强化我国公民公共卫生守法意识的目标。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发挥健康促进机制强化公共卫生守法体制的作用：就一般性策略而言，体现为作为再社会化中介的健康教育、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国民基本素养的健康观念的培育、公民健康自主责任意识养成等。

通过培育一种显在于公共卫生守法者生活、工作和学习中的健康文化，积极促进、实现健康生活，反哺公共卫生守法体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本体上和路径上就是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53]，因此，完善我国公共卫生法治体系事关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的全局。[55]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Health in All Policies，简称HiAP，王晨光教授亦将其翻译为健康入万策）是一项经国际公共卫生学界发明和倡导，并经国外实践所证明的治理理论和治理方式。（三）我国公共卫生法治体系建构的司法资源一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多是通过公布贯彻保护公众健康价值的抽象司法文件来宣示司法对公共卫生治理事业的参与。李广德：《公民健康权实证化的困境与出路》，载《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注释:[1]中文里的健康和卫生都是英文health的对译，公共卫生与公共健康实则是同一含义。

如，它不仅包括人群的健康，还包括个人的健康，并力图解决与平等获得卫生服务、环境、政治治理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有关的当代卫生问题[10]。一方面，现代公共卫生法不仅仅是瘟疫等传染病的防控规范，而进一步纵深地扩张到调整包括恐怖袭击、核武器、生物恐怖主义、战争等在内的由现代政治和科技发展所引起的所有突发公众健康安全问题，调整对象以及相应的手段亦丰富多元。

[57]更为重要的是，要勾勒出包含分合两面、动静两态的分工协作体系，使参与进入公共卫生协同行政界，又清楚多个主体联动配合时的权责变动、执法侧重。这些措施可能不一定是直接以公共卫生法之名进行的调控，但客观上能对损害公众健康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或为改善公共健康状态提供法律支持。

显然，公民守法的弱势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立法本身，上述铤而走险者与纯粹食用者的违法心理亦值得推敲：前者往往认为违法收益（捕猎、制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所获利益）大于违法成本（《野生动物保护法》或《刑法》规定的制裁措施），且违法的边际成本（从事同类违法犯罪活动者较多但被查处者）较低，铤而走险显然是符合经济理性的决策。[4] Lawrence O. Gostin Lindsay F. Wiley, Public Health Law: Power, Duty, Restrai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p.3.[5]王晨光：《疫情防控法律体系优化的逻辑及展开》，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3期，第617页。

此外，《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制的是针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实施的违法行为、《刑法》规制的是针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实施的犯罪行为，野兔等亦潜藏生物安全风险却因非国家重点保护或珍贵、濒危者而不在其列，只能诉诸爱国卫生运动、健康教育机制等开展公共卫生社会教化，但食用此类野生动物的现象仍旧十分常见：这虽然不直接牵涉公民守法问题，却也能够反映出公民公共卫生守法机制的羸弱。See James Wilson, The Right to Public Health,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Vol.42:367, p.367-375(2016).[28] John Coggon, What Makes Health Public?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Moral, Legal, and Political Claims in Public Heal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6.[29] Wendy E. Parmet, Populations, Public Health, and the Law,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30] Ronald Bayer et al.eds., Public Health Ethics: Theory, Policy, and Prac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0.[31] Lawrence O. Gostin, supra note [26], 8.[32] Barry S. Levy, Creating the Future of Public Health: Values, Vision, and Leadership,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Vol.88:188, p.189(1998).[33] See J. N. Hays, The Burdens of Disease: Epidemics and Human Response in Western Hist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5.[34] See Norman Daniels, supra note [24], 34-35.[35]法律在历史上一直对公共卫生很重要，不少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法律是解决众多公共卫生问题的有效工具。[54]陈卫佐：《现代民法典编纂的沿革、困境与出路》，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5期，第252页。如，美国学者编纂的现代公共卫生法教材收录的议题包括：传染病防治法（主要研究突发情况下的紧急措施，如隔离以及其他限制自由的措施）、公共卫生监管（如强制医疗信息披露和患者隐私保护、传染病监管、健康保险权利和责任、环境疾病监管、基因检测和生物银行等）、烟草控制（吸烟及其对他人的伤害）、健康促进与教育（包括肥胖控制、体育锻炼等）以及武器枪支管控、核武器、恐怖主义和生物恐怖武器等诸多方面。

这个问题从义务和权益两个角度描述了公共健康本身的重要性，化繁就简，其背后隐含的价值逻辑则是：为何公众的健康对政治过程而言是一种共同善？在现代民主国家和多元复杂的社会里，划定什么利益是一种共同善是复杂问题，划分的过程以及分歧构成现代民主参与和公众辩论的核心。此外，各级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还下设独立事业单位，如健康促进中心、血液管理办公室、妇幼保健中心、计生药具管理中心等，负责执行相关专项职能。

（三）强化司法保障体系的裁判功能目前，司法在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中所发挥的保障作用主要体现在最高司法机关发布的抽象规范性文件之上，其积极功能自不言待，尤其是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可变相增加公共卫生的法律规范供给、间接实现公共卫生法律规范体系的实时更新。[15]就方向和趋势而言，公共卫生法的调整范围扩张在横纵两个方面都有体现。

从规范性取向的功能主义层面上看，公共卫生领域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政府的作用及其制定的法律，以构建更有利于健康的社会因素[36]。这里提出一个简略的确定标准，即公共卫生法是指立法目的或调整对象明确宣称保护公共卫生、人民健康、公民健康、公众健康、人民体质、人口素质等直接表达公众健康（public health）这一规范价值的法律。

三、我国公共卫生法治体系建构的制度资源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初步的公共卫生法治体系逐渐形成，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各环节有序铺开。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保护公共卫生的基础价值。（一）我国公共卫生法治体系建构的规范资源由于公共卫生法的定义困境和理论局限，实践中的公共卫生法识别标准尚未得到明确。只有当健康促进平衡了个人健康行为选择与健康环境创设间的紧张关系，更健康的选择才可能成为更容易的选择，[61]健康才有可能嵌入公共卫生守法者的理性选择图式中，成为公民自主践行公共卫生规范性要求的核心行动理由。

该定义目前广泛地被各种有关公共卫生法治的通识性介绍所采用，并为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等官方机构所认可，可谓是公共卫生法的百科式定义。在具体的落实步骤上，应先制定专门的《公共卫生法》作为法典的总则，再逐步通过分编汇纂的方式整合目前的紧急公共卫生法律和常规公共卫生法律，并将部分合理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等上升为法典内容。

但根据萨维尼的法律发展阶段理论，法典化必须建立在学术法时代高度发达、知识性积累高度充备的基础之上，[3]即任何一个法典化时代的开启都必须以相应法律学说的理性化进阶为前提，范畴的统一与概念的共识自是题中之义。[14]此外，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为治理框架，并将公共卫生与贸易、人权等作一体考虑的全球公共卫生法治实践也成为了现代公共卫生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8] See Lindsay F. Wiley, Rethinking the New Public Health, 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 Vol.69:207, p.215-225(2012).[9]这种模式后来又被林赛·威利（Lindsay F. Wiley）修正为社会—生态模式（the Social-Ecological Model）。不仅每个人都对保持健康感兴趣，而且我们所有人都对拥有一个健康的人口（population）感兴趣……我们可能对促进公众健康的最佳方式以及如何权衡个人自由与整体福利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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